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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据说被告也被无罪释放，原因是受害人已经构成了非法侵入（tresspass）。

第二次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专门参加审订者之一、他的东吴法学院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双重同窗俞伟奕的追悼会。正是这种高标准、严要求，保证了东吴法学院学位的高质量。

该刊是为了适应从事政法实际工作和政法教学工作的同志更多地学习苏联法学研究工作上的新成就和政法工作先进经验的迫切要求而创办。他除了在《法学译丛》担任8年(1979至1987年)主编外，还于1982年出任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室主任。其时潘汉典已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十分痛恨，不愿参与政治，于是婉言谢绝并告之志愿从事学术研究且正在考虑别人推荐的江西某国立大学的教职。1957年，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举行的座谈会上，倪征先生曾呼吁救救比较法(他发言时提出三条具体建议：抢救人——具体提到戴修瓒和李浩培、抢救书和抢救课)。据潘汉典回忆，当时他还译有当代美国国会政党和议员的构成概览和日本犯罪动态两篇文章。

1953年2月，学习期满在中南海举行结业典礼，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参加典礼并合影留念。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新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潘汉典翻译了恩格斯的《英吉利宪法》和《英格兰状况》。如今已86岁高龄的朱华荣也是国内最为知名的法学家之一。

其长子、二子及其后代参加了革命;三子的后代去了美国留学学金融;四子后人学训诂学，师从章太炎，直到曾孙沈厚铎，才重新拾回法律，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女儿朱晓音从日本取得民商法学博士回国后，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法律顾问。沈家本作为近代法律史上的枢纽人物，先进的思想和行为，在时人看来就很激进，后来他遭人弹劾，家中境况即每况愈下。家族成员之间，对家族荣誉的注重，对学术传承所主动承担的责任，这些品格尤为重要。

沈宗汉是著名的民法、民事诉讼法专家，上世纪80年代曾参与国家首部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沈宗汉的女婿叶勇伟受沈宗汉影响，49岁开始自学法律，当上了一名律师;沈宗汉的外孙叶沈翔一毕业就通过了司法考试，进入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工作。在当时以平房为主的南城，站在枕碧楼上，面对一片低矮院落，可谓览尽人间烟火。

法学家曾炳钧(曾被誉为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之一)的女儿曾尔恕，继承其父的衣钵，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30多年。而李浩培平时总跟家人强调要守法，告诉女儿，如果犯法就逃不过法律的惩罚，成天就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挂在嘴边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成果,是举国瞩目,甚至举世闻名的。当然,对于法治的忧虑并没有消失,至少我个人是如此。

而这里所谓本案具体情况,正是应该对本案判决无罪的根据。记者的文字具有时效性,这里所谓时效性,直白的说,就是速朽性。因为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就可以发现,几乎每一起冤案的合议庭意见都是无罪。虽然我不赞同那种认为浙江是经济发达,法治落后的消极评价,但相对于经济领域的创新,法治领域则相对保守,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例如,对于已经过去的十年,我国法治发展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在法学界就不乏争议。陈东升同志以一名新闻记者的身份,根据其对浙江法治过去十年的观察,以其敏锐的触角,描绘了浙江法治发展的一幅真实图景。

可以说,市场经济与法治缺一不可。依照法律规定,他和检察员林航到看守所讯问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合议庭评议时,冯菁认为该案存在诸多疑点,证据不足,疑罪从无,应宣判张氏叔侄无罪释放。全书的内容可谓丰富:法治视野所展现的浙江法治发展的全局性,高端访谈所展示的各级领导对浙江法治建设的重视性,政经观察所呈现的浙江法治嬗变的真实性,法案聚焦所披露的各色案件信息的内幕性,独立调查所得出结论的中立性,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共同的可读性,使人产生一读为快的阅读快感。虽然张氏叔侄都承认案子是他们干的,并无受过刑讯逼供,夏涛、林航仍然感到人命关天,客观性证据不足,仅凭犯罪嫌疑人一纸口供难以定案,提出了不批准逮捕的意见,但最终,市检察院还是作出了批捕决定。2013年4月在浙江萧山陈建阳等五青年抢劫杀人的冤案在媒体披露之际,曾经应邀到杭州参加了对该起冤案的研讨会,见到了该案的一审与二审的判决书。在这样一种法治环境与媒体环境下,陈东升同志所具有的中立性与独立性的专业精神,更值得嘉许。陈东升同志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并不能证明结集出版的文字就一定永朽。

那么,它又是怎么通过检察院和法院的重重关口的呢?陈东升同志在《请记住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浙江主动纠正两起重大冤错案旧事新闻》一文做了以下披露: 时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处副处长夏涛在认真审查了公安移送的案件卷宗材料后,他发现诸多疑问。曲折前进的法治发展 任何国家的法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

获悉张氏叔侄被宣告无罪,这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前主审法官说:这体现了国内法治的进步。二审判决虽然将三个被告人的死刑改判为死缓,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只有一句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的套话。

在此,我对陈东升同志以一名法治记者的努力要深表敬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民营经济获得了蓬勃发展,浙商的影响遍及全国,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浙江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法治的进步,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此,新闻记者的文字结集出版是较为少见的。正如浙江的法治进步是全国法治发展的一个缩影,浙江出现的冤案也是全国司法体制积弊之全豹的一斑而已。陈东升同志在本书《中国法学浙江现象引人关注》一文中提及的法学界的浙江四老之一的江平教授,就曾经在2011年5月北大举行的一次讲座中公开提出: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治‘大倒退,中国法治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治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进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涉及三人判处死刑的重大案件,一审判决书总共只有九页,证据列举也只有两页。据我观察,我国法治新闻如同法治一样,也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

浙江是我的家乡,对于浙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我是理所当然地关心的。体制性冤案防范的唯一出路是司法体制的改革,我国目前正在筹划的司法体制改革回应了这一点,这是令人期待的。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法治是向前发展的。此后不久,冯菁赴加拿大留学深造。

作为法律人,我为当年的独立判断而欣慰,为无力改变裁判而歉疚。陈东升同志对发生在浙江的数起冤案进行了充分的报道,披露了冤案背后的某些信息,对于我们深刻地了解冤案发生的根源,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然而,我国法治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甚至走三步退两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以我从事刑事法研究的角度观察,近些年来浙江曝光的数起冤案,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刑事司法体制经年累积的各种弊病的一次总爆发。

长期以来,我与浙江的司法机关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包括自己的一些学生也在浙江司法机关任职。然而,浙江的法治现状与市场经济的需求又是不相称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前进步伐的。

在市场经济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的基础,同时法治又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这届中央领导上任以后,重新点燃了我们对法治的期盼。

陈东升同志对此的深入报道,对于从体制上建立起防范冤案的铜墙铁壁,具有震耳欲聋的启示。冯菁是张辉、张高平强奸案的审判长。